1856年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。当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城下时，清政府被迫屈服，分别同美、英、法3国代表签《天津条约》，同意对牛庄、登州、台湾、潮州、琼州等地开放通商。
    1860年1月1日（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）潮州对外开市。潮州口岸设于汕头，汕头成为潮州府的开放通商商埠。
   清末民国时期，进出汕头港的轮船非常多，怀安街口海滨的“太古”等几座码头，作业量都很大，日夜繁忙。停泊在这些码头的轮船，除中国招商局的外，还有很多外国轮船公司的船。这些船有往返于香港的，如“海皇”号和“海后”号；有往返于英国的，如“三颠”号；有往返于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和日本的；有经香港后中转各国的；有直达国内的广州、上海、天津等地的。由于货运量大，设在永平路专事代理轮船业务的“太古南记”生意十分火爆。
   随着港口的开放，汕头成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，人口流动量和货物吞吐量都激增，汕头这个商埠于是日见繁荣。当时，经汕头外销的土特产等货物中，潮州陶瓷占很大的比例。潮州所属的高陂、九村、枫溪和府城是潮州陶瓷的主产地，其外销的产品各具特色，高陂、九村以青花瓷为主，府城以釉上五彩（潮彩）为主，而枫溪的陶瓷产品主要有大窑五彩、大窑青花、色釉和雕塑瓷等，不仅品种多，而且外销数量最多。下面主要介绍枫溪窑的外销瓷。
   枫溪瓷业因汕头港开放通商而应运而生。清末枫溪制瓷创办时间较早、规模较大的有任合、耀兴、锦合、荣利、如合、陶真玉等。荣利作坊的产品既有自营直接收订单，外销至上海及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，又有接收当地缶行，贸易商的定货，产品出产后直接交给当地的客户。枫溪著名的大缶商为“祥记”，老板人称八爷，远近闻名，他的行铺商号开遍枫溪、汕头、上海、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，他没有直接生产，都是以订单布产，自己包装、出口外销。当时，枫溪买办贸易陶瓷的人很多，有一家叫“陶大”的商号买卖做得也很大，他们都与荣利有生意往来，荣利的桂堂就是负责与外商接洽生意的，人称他为“外埠家长”（外销经理）。
   当时，瓷作坊的老板既有自己具有捏制创作本领的，也有请人创作或买模具来生产的。大吴的泥塑师傅吴阿才等，为枫溪瓷坊创作了许多仙佛和人物的造型，如“合成”号的“八仙”造型，“如合”号的“观音”造型都是吴阿才创作的。 “荣利”聘请吴阿才到作坊捏戏剧人物“陈三五娘”和“观音”等，他薪金比别人高，开工初就先领360银元的年薪，创作的作品再计件付酬，因其捏塑水平高，闻名遐迩。
   “光绪后期，对彩瓷业影响较大的是詹云画派。詹云约出生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为国画师，画艺高明，以半工意人物见长，学生很多，有庄淑舆、许云秋、谢锐、蔡友南等人。他的学生都有很深的艺术造诣，且多数转入彩瓷，运用和发挥了詹云传授之画艺，结合瓷器装饰特点，生动地将人物画表现于洁白的瓷面上，彩绘出许多有名的精品”。这些画师发挥了各自的特长，使潮州陶瓷彩绘，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的艺术特色。
   清末民初出现了“枫溪大窑五彩”，其色料经香港从日本进口，主要的颜色有红、绿（大绿、二绿）、赤、紫、黑、蓝（青花）等，也有进口澳洲“双马牌”红色料，俗称“澳洲红”或“双马红”。之后，广州生产了国产料取代之，其红色为近胭脂红，俗称“大窑红”。
   1915年，参加南京赛会的部分潮瓷精品，又被选送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，使潮州制瓷业声名大震。当时，英国、荷兰来样生产的日用盘碗，并贴上他们的商标、商号，装上英国轮船,这些货物俗称“英碗”，日本在香港设立“日本华东洋行”，向枫溪的任合等作坊定购大量的日用瓷,经香港转运日本。枫溪生产的大窑五彩等产品，主要销往香港、东南亚（南洋），日本、朝鲜、夏威夷（东洋），欧洲及广州、上海、南京等地方。为国内外各饭馆酒家特别是各地潮州人经营的餐馆生产成套餐具，这些瓷器，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，颇负盛名。
   民国时期，枫溪共有29条烧柴草龙窑，除了荣利窑、万泰窑、泰盛窑等为自己的产品烧造外，其它大部分是租赁经营，为各散户烧制缶坯，计件收费。这种窑炉的经营模式，有效地促进家庭作坊的发展，出现了家家捶泥，户户拉坯的景象。枫溪主要的外销瓷品种有：碗、盘、碟、杯、汤窝、盖碗、盖罐、灯盏架、提梁壶、水钵、花盆、油房（壶）、茶壶、高足碗、高足盘、花瓶、壁瓶、观音像、弥勒佛像等。产品装饰除白釉、青花、蓝彩、釉上彩外，大窑五彩较为盛行，纹饰有传统构图的山水、高仕、寿翁、童子、仕女、渔椎耕读、龙凤狮马、蕉叶鸡、牡丹凤、牡丹白头翁等;有按日本、欧洲审美要求彩绘的釉下五彩缠枝纹、对称花草纹等图案型纹饰。外销瓷的造型口沿多带花口，花瓶、壁瓶、滤水器丶高足盘、高足碗、盖罐和盖碗等器型为常销品种。
   枫溪瓷器用大竹筐包装，规格为高1.5米，直径约1米，装瓷时，工人站在竹筐里先垫上稻草，然后装上一层瓷器，撒上一层谷壳，放上一层稻草，再装上一层瓷器．．．．．至筐装满。再用竹扁盖上，并以竹绳缝封，筐的顶部编有二个半圆系，可穿上扁担，供二人肩挑抬运至枫溪、长美码头装船。枫溪、长美码头停泊着叫“枫溪条”的木船，船长约7至8米，宽2米，宽可并排放二大竹筐。船的头尾各一船工划撑，利用溪流的海潮回流时间，顺流行驶，较为省力，货船到达汕头后，或通过驳船装上外轮出洋或卸入汕头货栈中转其它地方。
   据1949年编的《潮州志》上称：“陶瓷亦潮州土产之一大宗”，“产地以大埔之高陂、潮安之枫溪最多；次之为饶平上饶之九村。” “枫溪产出数量长于高陂”，“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之外，运销出口尤多，计至广东南路一带，闽、浙、京、沪各地，又至香港、暹罗、安南群岛等处。”，“民国十五年以来，瓷碗每担价高者五、六元，低者二、三元，装束成筒状，运销本国及南洋群岛，每年产额三百余万元”。又据《潮海关史料汇编》中统计1873至1934年汕头港出国旅客人次为5348061，回国人次为4223813。又据，1931年前，固定在汕头港运作的轮船，本国经营者8艘，外国经营者34艘。仅1933年进出汕头港的轮船便达4478艘之多。每逢到船期，汕头港码头更是拥塞得水泄不通，如同游神赛会。
   上述数据表明，汕头港的开放通商，使大量的商人能跨越大洋去寻找商机，使大量的货物能远销海外。海外各地民众也因从汕头港运来的瓷器，而将这些瓷器称为“汕头器”。潮州及闽南各地生产的瓷器，通过汕头港输往了世界各地，使潮州陶瓷名扬四海。
   1937年7月7日，芦沟桥事变，抗日战争爆发。1939年6月潮州、汕头失守，11月枫溪乡民迭败来犯日寇，1940年1月，日寇终于攻破枫溪，杀人无数，血泊成河，乡民流离失所。继之，日寇放火烧了“荣利”瓷号的大宅，枫溪变成一片废墟，除三丶二家能维持生产外，大部分歇业。抗战胜利后，逃难于各地的制瓷匠人纷纷回到家乡，开始了战后复产自救。生产的瓷器又运往广州、上海及东南亚各地，成为重建家园的必需品。

白釉镂空梅花纹双耳通花瓶(H35.5、D12.5、d13)

“如合”款枫溪窑五彩花卉纹凹口长腹把壶(H23、D11.5、d13)

青花女头像壁瓶(H15.5)

茂发出品”款青花印花鹰纹盖罐（14-10-115.5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