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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潮州枫溪的外销瓷

来源:潮州市工艺美术研究院    作者:李炳炎    发布时间:2014-11-18    点击数:5193次

    1856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。当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城下时,清政府被迫屈服,分别同美、英、法3国代表签《天津条约》,同意对牛庄、登州、台湾、潮州、琼州等地开放通商。
    1860年1月1日(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)潮州对外开市。潮州口岸设于汕头,汕头成为潮州府的开放通商商埠。
   清末民国时期,进出汕头港的轮船非常多,怀安街口海滨的“太古”等几座码头,作业量都很大,日夜繁忙。停泊在这些码头的轮船,除中国招商局的外,还有很多外国轮船公司的船。这些船有往返于香港的,如“海皇”号和“海后”号;有往返于英国的,如“三颠”号;有往返于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和日本的;有经香港后中转各国的;有直达国内的广州、上海、天津等地的。由于货运量大,设在永平路专事代理轮船业务的“太古南记”生意十分火爆。
   随着港口的开放,汕头成为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,人口流动量和货物吞吐量都激增,汕头这个商埠于是日见繁荣。当时,经汕头外销的土特产等货物中,潮州陶瓷占很大的比例。潮州所属的高陂、九村、枫溪和府城是潮州陶瓷的主产地,其外销的产品各具特色,高陂、九村以青花瓷为主,府城以釉上五彩(潮彩)为主,而枫溪的陶瓷产品主要有大窑五彩、大窑青花、色釉和雕塑瓷等,不仅品种多,而且外销数量最多。下面主要介绍枫溪窑的外销瓷。
   枫溪瓷业因汕头港开放通商而应运而生。清末枫溪制瓷创办时间较早、规模较大的有任合、耀兴、锦合、荣利、如合、陶真玉等。荣利作坊的产品既有自营直接收订单,外销至上海及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,又有接收当地缶行,贸易商的定货,产品出产后直接交给当地的客户。枫溪著名的大缶商为“祥记”,老板人称八爷,远近闻名,他的行铺商号开遍枫溪、汕头、上海、香港、泰国、新加坡等地,他没有直接生产,都是以订单布产,自己包装、出口外销。当时,枫溪买办贸易陶瓷的人很多,有一家叫“陶大”的商号买卖做得也很大,他们都与荣利有生意往来,荣利的桂堂就是负责与外商接洽生意的,人称他为“外埠家长”(外销经理)。
   当时,瓷作坊的老板既有自己具有捏制创作本领的,也有请人创作或买模具来生产的。大吴的泥塑师傅吴阿才等,为枫溪瓷坊创作了许多仙佛和人物的造型,如“合成”号的“八仙”造型,“如合”号的“观音”造型都是吴阿才创作的。 “荣利”聘请吴阿才到作坊捏戏剧人物“陈三五娘”和“观音”等,他薪金比别人高,开工初就先领360银元的年薪,创作的作品再计件付酬,因其捏塑水平高,闻名遐迩。
   “光绪后期,对彩瓷业影响较大的是詹云画派。詹云约出生于清咸丰、同治年间,为国画师,画艺高明,以半工意人物见长,学生很多,有庄淑舆、许云秋、谢锐、蔡友南等人。他的学生都有很深的艺术造诣,且多数转入彩瓷,运用和发挥了詹云传授之画艺,结合瓷器装饰特点,生动地将人物画表现于洁白的瓷面上,彩绘出许多有名的精品”。这些画师发挥了各自的特长,使潮州陶瓷彩绘,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的艺术特色。
   清末民初出现了“枫溪大窑五彩”,其色料经香港从日本进口,主要的颜色有红、绿(大绿、二绿)、赤、紫、黑、蓝(青花)等,也有进口澳洲“双马牌”红色料,俗称“澳洲红”或“双马红”。之后,广州生产了国产料取代之,其红色为近胭脂红,俗称“大窑红”。
   1915年,参加南京赛会的部分潮瓷精品,又被选送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,使潮州制瓷业声名大震。当时,英国、荷兰来样生产的日用盘碗,并贴上他们的商标、商号,装上英国轮船,这些货物俗称“英碗”,日本在香港设立“日本华东洋行”,向枫溪的任合等作坊定购大量的日用瓷,经香港转运日本。枫溪生产的大窑五彩等产品,主要销往香港、东南亚(南洋),日本、朝鲜、夏威夷(东洋),欧洲及广州、上海、南京等地方。为国内外各饭馆酒家特别是各地潮州人经营的餐馆生产成套餐具,这些瓷器,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称赞,颇负盛名。
   民国时期,枫溪共有29条烧柴草龙窑,除了荣利窑、万泰窑、泰盛窑等为自己的产品烧造外,其它大部分是租赁经营,为各散户烧制缶坯,计件收费。这种窑炉的经营模式,有效地促进家庭作坊的发展,出现了家家捶泥,户户拉坯的景象。枫溪主要的外销瓷品种有:碗、盘、碟、杯、汤窝、盖碗、盖罐、灯盏架、提梁壶、水钵、花盆、油房(壶)、茶壶、高足碗、高足盘、花瓶、壁瓶、观音像、弥勒佛像等。产品装饰除白釉、青花、蓝彩、釉上彩外,大窑五彩较为盛行,纹饰有传统构图的山水、高仕、寿翁、童子、仕女、渔椎耕读、龙凤狮马、蕉叶鸡、牡丹凤、牡丹白头翁等;有按日本、欧洲审美要求彩绘的釉下五彩缠枝纹、对称花草纹等图案型纹饰。外销瓷的造型口沿多带花口,花瓶、壁瓶、滤水器丶高足盘、高足碗、盖罐和盖碗等器型为常销品种。
   枫溪瓷器用大竹筐包装,规格为高1.5米,直径约1米,装瓷时,工人站在竹筐里先垫上稻草,然后装上一层瓷器,撒上一层谷壳,放上一层稻草,再装上一层瓷器.....至筐装满。再用竹扁盖上,并以竹绳缝封,筐的顶部编有二个半圆系,可穿上扁担,供二人肩挑抬运至枫溪、长美码头装船。枫溪、长美码头停泊着叫“枫溪条”的木船,船长约7至8米,宽2米,宽可并排放二大竹筐。船的头尾各一船工划撑,利用溪流的海潮回流时间,顺流行驶,较为省力,货船到达汕头后,或通过驳船装上外轮出洋或卸入汕头货栈中转其它地方。
   据1949年编的《潮州志》上称:“陶瓷亦潮州土产之一大宗”,“产地以大埔之高陂、潮安之枫溪最多;次之为饶平上饶之九村。” “枫溪产出数量长于高陂”,“陶瓷产品除销行当地之外,运销出口尤多,计至广东南路一带,闽、浙、京、沪各地,又至香港、暹罗、安南群岛等处。”,“民国十五年以来,瓷碗每担价高者五、六元,低者二、三元,装束成筒状,运销本国及南洋群岛,每年产额三百余万元”。又据《潮海关史料汇编》中统计1873至1934年汕头港出国旅客人次为5348061,回国人次为4223813。又据,1931年前,固定在汕头港运作的轮船,本国经营者8艘,外国经营者34艘。仅1933年进出汕头港的轮船便达4478艘之多。每逢到船期,汕头港码头更是拥塞得水泄不通,如同游神赛会。
   上述数据表明,汕头港的开放通商,使大量的商人能跨越大洋去寻找商机,使大量的货物能远销海外。海外各地民众也因从汕头港运来的瓷器,而将这些瓷器称为“汕头器”。潮州及闽南各地生产的瓷器,通过汕头港输往了世界各地,使潮州陶瓷名扬四海。
   1937年7月7日,芦沟桥事变,抗日战争爆发。1939年6月潮州、汕头失守,11月枫溪乡民迭败来犯日寇,1940年1月,日寇终于攻破枫溪,杀人无数,血泊成河,乡民流离失所。继之,日寇放火烧了“荣利”瓷号的大宅,枫溪变成一片废墟,除三丶二家能维持生产外,大部分歇业。抗战胜利后,逃难于各地的制瓷匠人纷纷回到家乡,开始了战后复产自救。生产的瓷器又运往广州、上海及东南亚各地,成为重建家园的必需品。

白釉镂空梅花纹双耳通花瓶(H35.5、D12.5、d13)

“如合”款枫溪窑五彩花卉纹凹口长腹把壶(H23、D11.5、d13)

青花女头像壁瓶(H15.5)

茂发出品”款青花印花鹰纹盖罐(14-10-115.5)
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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